第180章 没脾气了水一水

        打发走王铎，李自成要解决一下内部问题了。
如果大顺是一头牛，那被人薅去几根毛无所谓。何况那种事情你也不可能完全杜绝。
其实倒卖粮食只算疥癣之疾，根本原因还在大顺内部，各项机构不完善，给了蛀虫们可趁之机。如果不从根子上解决，那以后有的是麻烦。
李自成现在正为钱粮消耗太快愁的慌，蛀虫们再小也是肥肉，自己送上门了那可要狠狠割他一刀。
不过在此之前，先要把相应监察机构设置起来。。
“***********。”
顺便趁此机会把朝廷，乃至府一级、县一级、乡镇、村庄等行正机构完善一下。可行性通过后，将来每攻下一地，就可以批量复制成功模式了。
李自成叫来张道濬，让他派人去暗中摸查一下倒卖粮食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三个有名字的蛀虫，看紧了，但不要打草惊蛇。
接下来就是不停召开各种大会小议，商讨组建各衙门的事宜。
大顺的本钱在于那两万兵马，所以先要把军内整顿一下。对于潜在的“老虎”和“苍蝇”，有则严惩无则加勉。
军内成立督察署，向老营机关各部门和驻外根据地、营级流动作战部队派驻纪检组。
督署可以喻之为保护大顺军肌体健康的“啄木鸟”。
另外，督署还要不定时的向外派出巡视组，持续发挥震慑力，充分体现监督的韧性和严肃性。
军内还要成立正法署，领导管理大顺军军事法院、军事检察院和保卫部门。
除以上两部门外，还要设置审计署。
它的职责是看紧“钱袋子”，对军费管理使用、武器装备采购、商号经营生产、国防基本建设以及军队将领经济责任等进行审计监督。
在会议上，李自成明确大顺军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军机处。
按照军机处管总、战区主战、军种主建的总原则，军机处设15个职能衙门。
除督察署、正法署、审计署外，还有军机处办公厅、联合参谋部、正治工作部、后勤保障部、装备发展部、训练管理部、国防动员部、科学技术署、战略规划署、改革和编制署、国际军事合作署、机关事务管理署。
军机处下属机构为东部战区、南部战区、西部战区、北部战区、中部战区。
各军兵种为陆军、海军、战略支援部队、联勤保障部队、国民警卫队。
直属院校暂设一所，大顺军讲武堂。
另有兵事法院和兵事检察院。
部门机构设立的多，但合适的人选可不够。
李自成和一众股肱之臣商议过后，各人员安排如下——
军机处办公厅主任高桂英；
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道濬；
政制工作部副部长田见秀；
后勤保障部副部长赵胜；
装备发展部副部长韩霖；
训练管理部副部长李过；
国防动员部副部长李守栋（叔）；
督察署副署长冯起龙；
正法署副署长李自明（哥）；
审计署副署长姬蕙兰。
其他科技署、战略规划署、改革和编制署、国际军事合作署、机关事务管理署等衙门的副手也由以上人员兼任。
下属机构——
东部战区（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），司令官刘芳亮；
南部战区（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云南、贵州），司令官李过；
西部战区（四川、吐蕃、陕甘宁青、西域），司令官袁宗第；
北部战区（东北、蒙），司令官谷可成；
中部战区（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），司令官刘宗敏。
这只是暂时划定将来的战区，将领们可以预先熟悉一下相关地区的情况，真要打过去还早着呢。现在他们仍然以当前以有的任务为主。
各军兵种——
陆军副司令由刘宗敏兼任；海军副司令由田见秀兼任，先把部门组建起来。空军拉倒吧，五十年后再说。热气球虽然也能参与作战，比如往下丢炸弹等等，但它可没法独立成军，配给陆军就行了。
接下来是战略支援部队。它的职责包括情报收集、技术侦察、渗透攻防、心理战、宣传战、特种作战等领域。副司令田见秀和张道濬兼任。
那俩人组建的天地会和红花会继续保留。
还有联勤保障部队。总部机关暂设于怀庆府，以怀庆联勤保障基地为建制领导，目前预计另建设米脂、洪洞、徽州、襄阳等4个联勤保障中心。
至于将来，随着大顺地盘扩大，联勤保障总基地大约会选在九省通衢的武汉，其下属5个联勤保障中心要对应于五大战区，另行选址。
联勤保障部队的职责包括仓储、卫勤、运输投送、工程建设管理、储备资产管理、采购等。
这支力量不属于任何军种、军队，但又对各军种、军队都提供保障。
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
联合勤务的意思是，只要是大顺军，就可以跨军种跨地区领用物质。比如北部战区的队伍开到南部战区，那么就可以在当地的联勤保障中心领取物资。而不用北部战区千里迢迢一路运输了。
米脂联勤保障中心交给袁宗第的弟弟袁宗道负责组建；洪洞交给太极宗师王宗岳——老头子只担个名，具体事务由韩云、沈本升负责；徽州自然是程宗猷；襄阳让王重新去，他上次已经在那边买过粮食了。
最后一个是国民警卫队。它是由军机处和地方双重指挥的一支武装力量。
限于当前通讯条件，不得不把指挥权下放给地方一部分。不然，等你八百里加急请示朝廷和军机处，得到调动警卫队的权限后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以前编练的（ci）乡卫队，以及怀庆最近招的那两万多炮灰，可以抽调一部分组成警卫队。
国民警卫队拥有双重任务。
一是军机处层面的任务，如派遣他们到外地参加作战、维护秩序行动，由所在战区的战斗指挥官指挥；
二是各地方的任务，巡抚、知府、知县可在地方进入紧急状态时，通过当地武装部启用国民警卫队。如面临洪涝、大火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，或是内部出现骚乱等情况。
原时间线，李自成地盘扩大后，往各地派了不少官员。随着作战部队离开，那些新上任的地方官被反冻地主们杀害了不少。这次要给他们配置警卫队。
国民警卫队由几部分组成——
其中，内卫部队负责重要场所的保卫、重要来访人员的警卫任务；机动部队负责占领区的抢险救灾、反恐维序等严峻任务；边防部队负责边境治安、巡逻等；黄金部队负责金银勘探和挖掘；交通水利部队负责交通领域的工程建设、水利工程等；
当前黄金、交通等工作条件艰苦、任务严峻，只有以军队形式才能确保任务圆满完成。
国民警卫队副司令也由田见秀兼任。
讲武堂，也即军校的常务副校长改由韩霖兼任，赵胜转为学术副校长。另外，政工人员的培养也转入讲武堂。
李自成花了一天时间把这些部门设置好，又详细写下相关职责。
人员问题迫在眉睫，然而可用之人实在太少。只能先糊弄着把架子搭起来。
那帮人暂时也都当个副职，大统领是唯一的头子。
马马虎虎解决完大顺军的架构，朝廷和地方衙门的设置就更难办了。
在李自成的设想中，皇帝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不用多说……
这就牵扯到体治问题了。
两千年以来，天朝究竟有制度，抑或无制度呢？
当然是有的，而且比西方更成熟更完善。问题只在于是好制度或是坏制度。
制度就是大家有共遵的条文。其实，无非权力的分配和约束，缺一就不应称之为制度。
正如钱老先生所说，忠国正治一直是缺乏对君王约束的，不过是道德上稍作限制。这样看来，岂非也只是一种“人事”？
好制度能够自行更新，不断发展，天朝历代却是君权侵蚀相权，一直往错误的方向走。
而且，王朝的覆灭，如果简单的将其原因归结为年日久远，制度必然腐化，似乎有失偏颇。
常言说的好，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国人往往就是太聪明把制度也“弄活”了，正是如此，我们才需要“死的”制度。
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，虽然蠢，虽然效率低些，却是最基本的“法治”精神。
如果真的一切事务均有章可循，又何须各种“解读”？
事情怎么就不能简单说清楚呢？搞的事情办好了是上面方向定得好，办错了是下属领悟不到位，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。
总之，制度是死的，人事是活的。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。
就历史经验论，任何一制度，绝不能有利而无弊。任何一制度，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。
正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：一是讲人事，一是讲制度。
首先，要讲一个朝代的制度，必先精熟一个朝代的人事。
第二，任何一项制度，决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各项制度间，必然是互相配合，形成一整套。
第三，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，其实还是跟著人事随时有变动。
第四，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，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，逐渐在酝酿，有必有种种用意，来创设此制度。
第五，任何一制度，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，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。所谓得失，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。
第六，我们讨论一项制度，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，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。
第七，说到历史的特殊性，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。
来回顾一下历史——
从汉代说起。
皇位世袭，是天朝已往条件下的一种自然的办法。
皇帝是国家的首脑，象征此国家之统一；宰相是朝廷的领袖，负一切实际管理责任。
皇权和相权之划分，这常是天朝正治史上的大题目。
汉朝的正治理论，早和现实正治融化合一了。否则为什么皇帝和宰相定要分权呢？为什么仕途必经察举和考试呢？为什么田租该力求减轻呢？为什么商业资本要加节制呢？为什么国民兵役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呢？
首先在经济方面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时间一久形成兼并，富者田连阡陌，穷者无立锥之地，使朝廷的减轻租税政策，全失功效。
其次说到军队制度，结果全国皆兵，并不够用。
再次后人批评光武有事无政，只是人事好，没有立下好制度。
结果就是，皇帝好，事情也做得好；皇帝坏了，而正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，国家也就开始滑坡。
最后汉代察举也有些问题。
一则其权在地方长官，不在地方民众。如何分发，则悉听朝廷命令。选举权完全操之在上。
二则学问与书本，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。
三则造成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流毒。
再看唐代——
唐太宗起，朝廷的最高行正机构在政事堂。凡属皇帝命令，在敕字之前，须加盖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，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。
若未加盖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，在当时是违法的，不能为下面的各衙门所承认。
武则天以后的唐中宗李显，就不经两省同意而径直封拜官职。但李显究竟要点脸面，不敢公然和制度做强硬对抗。所以他放诏敕的封带，不敢用照常式封发，而改用斜封。他所书“敕”字，也不敢用朱笔，而改用墨笔。当时称为“斜封墨敕”。
由此看，一国之事本不全由皇帝专制，也不能说天朝人绝无法制观念。
只不过从唐中宗的行为来看，制度嘛，有时往往并不被严格遵守，这也是事实。
建立的任何一种制度，若是仅由一二人的私意便能绕开，这就没啥制度可讲了。
如果说这是皇帝糊弄民众，而且凭此糊弄，便能专制几百年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。
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家有家规国有国法，大体上总是要遵守的。否则要是民众那么容易被欺骗，天下就不会有一日安宁了。
唐代的科举制度也值得说道。
它意味着结束了贵族正体，放开了普通民众上升的通道，是一种进步。
可是，若要解决历代社会之积弊，那么就不能让读书人全部集中到功名一途，更该鼓励工商业、发明创造等，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有更多出路。
不然，就是所谓——
“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。
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……
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……
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
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
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
学乃身之宝，儒为席上珍。
君看为宰相，必用读书人。
莫道儒冠误，诗书不负人。
达而相天下，穷则善其身。
遗子黄金宝，何如教一经……”
这虽然是北宋的诗，但也是总结的唐以来的实情。
文人钻进科举一途就出不来了。因为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诱货力实在太大了。
你经商发家只能致富，我做官既能富还地位尊贵。
另外，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；唐代注意社会下层，由朝廷来计划分配。但是也仅限于初唐。后面随着租庸调制崩溃，改成两税制，便和汉代差不多了。
唐代是历史上在正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。
唐以后历代演变是好是坏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但罗马帝国亡了，以后就再没有罗马。李唐覆亡以后，依然有忠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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